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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海经》里“龙”与“龙祠”的文化意义

作者:佚名 时间:2023-2-10 11:36:30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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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心提示:《周易》“乾”“坤”里有“初九潜龙勿用”、“见龙在田”、“飞龙在天”、“上六龙战于野”等(此“龙”喻“君子之德”);《春秋三传》有“蛇乘龙,龙,宋、郑之星也,宋、郑必饥”(此“龙”为星座),“太皡氏以龙纪,故为龙师而龙名”(此“龙”为官名)等;《论语》和《老子》均无“龙”...

在最早的汉字辞典《尔雅》诸卷里是没有“龙”字的。成书于东汉的《说文解字》里,有了“龙”字。这其间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周易》“乾”“坤”里有“初九潜龙勿用”、“见龙在田”、“飞龙在天”、“上六龙战于野”等(此“龙”喻“君子之德”);《春秋三传》有“蛇乘龙,龙,宋、郑之星也,宋、郑必饥”(此“龙”为星座),“太皡氏以龙纪,故为龙师而龙名”(此“龙”为官名)等;《论语》和《老子》均无“龙”;《庄子》内篇无“龙”,外篇《在宥》有“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,无擢其聪明,尸居而龙见,渊默而雷声,神动而天随,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”;《孟子》有“当尧之时,水逆行,氾滥于中国,蛇龙居之,民无所定,下者为巢,上者为营窟。”在先秦诸子中,《公孙龙子》“龙”的使用最为密集。

在《尔雅》和《说文解字》之前,可见“龙”已经出现在先秦文献里。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30年代之间发现的大量甲骨文里,关于“龙”,罗振玉、陈梦家、饶宗颐、裘锡圭等甲骨文大家在其著述中多有详释。其义有指自然物种、星座名称、地名、人名、求雨。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里,“龙”的原初能指和所指,并没有图腾的文本意义。

作为一部集史前(文字史)文明的地理、动植物、历史和神话为一体的著作,在《山海经》里,“龙”作为一种具体指代的物,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符码。

在《山海经》形成的战国时代(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),“蛇”的地位显然高于“龙”(见刘火《“蛇”的神性与伟力——〈山海经〉里的蛇》,《神话研究集》第三辑)。“龙”在《山海经》里第一次出现是在《南山经》——“凡昔隹山之首,自招摇之出,以至箕尾之山,凡十山,二千九百五十里。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”。第二次出现还是在《南山经》——“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,凡十七山,七千二百里。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”。此两者,“龙”有龙首和龙身,《山海经》里的龙有了全形。但《山海经》并没有具体描述“龙”的形状。《南山经》第三次出现“龙”——“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,凡一十四山,六千五百三十里。其神皆龙身而人面”。至此,《南山经》完成了“龙”的定义:龙是一种神,是神话域内某一种特定的物种,这个物种的主要功用是交通工具。

《山海经》里“龙”与“龙祠”的文化意义

清代龙袍上的龙纹

在《山海经·海经》里共有16处提到“龙”,其中6处都用作交通工具。“龙”作为一种能跑、能飞、能游的超级交通工具,其功能主要用于神和人的“坐骑”。这时的“龙”,距后来被赋予的华夏图腾意义还差着十万八千里。倒是“蛇”在此时,已具备超级神性的意味。袁柯在校注“冰夷人面,乘两龙”时斩钉截铁地讲道:“古天神多为人面蛇身。举其著者,如伏羲、女娲、共工、相柳、窫窳、贰负等是也”,这些神与“蛇”有关却与“龙”无关。从马王堆墓(西汉初公元前二世纪)发现的“T”字帛画里的伏羲、女娲,以及后来出土的西汉、东汉的西王母造像,都是人面蛇身造像或者人身蛇交尾(转喻繁殖旺盛)造像。

《山海经》里的许多动物(包括山川植被)都具有神性,大都有自己的神祠。“龙”在《山海经》里的神性标识便是“龙祠”。《山海经·山经》共有“龙祠”七处(《山海经·海经》无龙祠),何谓“祠”?《说文解字》释“春祭曰祠,品物少,多文辞也”。“祠”即祀的仪式和容器,而“祀”,先秦哲人讲道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(《左传》)。从《左传》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祠”和“祀”的解读,与《山海经·山经》里关于祭龙的“祠”完全符合,表明“龙”在《山海经》里已经开始作为一种神来看待。

只是,作为“祭”即“祠”的对象,“龙”并不是《山海经》里唯一被祭祀的神。《山海经·山经》里共有25处“祠”,“祠”的对象有山神、人面蛇身神、羊身人面神、彘身人首神、人面鸟身神等。虽然带有“龙”(或龙身或龙首)的“祠”占比超出其他诸神,但从祭品来看,“龙祠”祭品与其他诸神相差无几。与“龙”祠不同的其他物种的“祠”,甚至比“龙祠”更被尊崇,比如祭山神的祭品远比祭龙的祭品丰富,在祭山神时不仅使用了玉,祭尧山时还用到了酒。由此可见,《山海经》的作者(们)对大自然的崇敬,远远高于对臆造之神的膜拜,这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和文明意涵。

那么,“龙”是什么时候成为天子(王权)喻体的呢?

西汉的《礼记》在其《礼运》篇里有“何谓四灵? 麟、凤、龟、龙,谓之四灵”。此“四灵”,《礼运》自注:“故龙以为畜,故鱼鲔不淰。凤以为畜,故鸟不獝。麟以为畜,故兽不狘。龟以为畜,故人情不失。”唐人孔颖达释《礼记正义》:“谓之‘灵’者,谓神灵。以此四兽皆有神灵,异于他物,故谓之灵”。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,直到唐人,“龙”的原初义仍然是自然界的某一物种,虽然神性已经具备,但既便如此,“龙”并非独一和至尊,而是与其他三种神灵并列。

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一世纪,“龙”的转义在此间的汉初生成。在《礼记正义·礼器》里,东汉郑玄说“天子龙衮,诸侯黼,大夫黻,士玄衣燻裳”;唐人孔颖达进一步坐实这一天子(人君)与侯与臣与士的等级关系,孔说“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于德,德多则文备,故天子龙衮”。“龙衮”即“龙袍”,“龙衮”作为天子服饰的标配,第一次被写进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的注疏里,后为清人所编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推崇为官学儒家的正典。同时,第一次将服饰作为“礼”(秩序)的构件,并划出相应的等级,《礼记》在服饰等级上非常重视,有《缁衣》《服问》《深衣》等专卷论述。

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图》(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)中的十三位帝王(从前汉昭帝、后汉光武帝到隋炀帝)服饰上的“龙纹”,可能是最早出现在画幅上的龙袍标识。到《唐太宗立像》(宋人摹阎立本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)时,唐太宗的“龙袍”就完全是后世我们熟知的“龙”的形象了,龙袍上有四条龙,胸腹各一,双肩各一。从文字到图画的文本里,我们看到:自汉到唐,“龙”从“四灵”之一升格为天子的专属形制。准确地说,是在东汉王充(公元27-97)的《论衡》里定型——“祖龙死,谓始皇也。祖,人之本;龙,人君之象也。”

再看早于《礼记》的《周易》,如何将“龙”从自然物种演义为天子即人君的文化符码。《周易·乾卦第一》有“初九:潜龙勿用”。唐人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释:“正义曰:居第一之位,故称初;以其阳爻,故称九。潜者,隐伏之名;龙者,变化之物。”此时的“龙”,既为具象的某物种,又为抽象的某种指代。在孔颖达看来,“龙”既是自然现象,同时也是圣人的指代。何谓“圣人”?圣人者大人也。释“九五:飞龙在天,利见大人”时,《周易正义》讲:“此自然之象,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,德备天下,为万物所瞻睹,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。”此时的“龙”,已经由原来的两重属性(自然化、人格化)落脚到单一属性,即“龙”是居王位的“大人”。

《周易·乾卦第一》共有八条,第一条总述“乾”即“天”的本质和面相,其后七条都与“龙”相关,从“潜龙”到“群龙无首吉”,从“潜”到早晨出现,再到一天的不同形状,阐述“龙”作为自然属性与人格属性的变易和变易时的不同所指。“龙”即“天子”,是在《尚书正义》《礼记正义》《周易正义》《春秋左传正义》等的注/疏里完成的。事实上,直到唐,于其他诸灵,“龙”并无独尊的地位。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·序》“疏”里讲:“麟、凤与龟、龙、白虎五者,神灵之鸟兽,王者之嘉瑞也。”。

在这一过程中,得专门提出一典籍,就是梁(公元六世纪)时期沈约注本的《竹书纪年》(王国维等认为这是一部伪书)。《竹书纪年》上卷的五帝传,“龙”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。

黄帝轩辕氏:“母曰附宝,见大电绕百斗枢星,光照郊野,感而孕。二十五月生帝于寿丘。弱而能言。龙颜,有圣德”;帝颛顼高阳氏:“母曰女枢。见瑶光之星,贯月如虹,感已幽房之宫,生颛顼于若水”;帝喾高辛氏:“生而骈齿,有圣德”;帝尧陶唐氏:“母曰庆都,生于斗维之野,常有黄云覆其上。及长,观于三河,常有龙随之。一旦,龙负图而至,其文要曰:‘赤受天祐’。眉八采,须发长七尺二寸,面锐上丰下,足履翼宿。既而阴风四合,赤龙感之。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,其状如图。及长,身长十尺,有圣德,封于唐”;帝舜有虞氏:“母曰握登,见大虹意感,而生舜于姚墟。目重瞳子,故名重华。龙颜大口,黑色,身长六尺一寸…… 舜服鸟工衣服飞去。又使浚井,自上填之以石,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”。

由此五帝家谱可以看出:一、五帝孕生,虽与神灵相关,但却与“龙”无关,“龙”的出现是在五帝生后才有的事;二、“龙”与帝即天子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;三、帝的服饰已经用“龙”作定制。但比对《史记·五帝本记》,不仅通篇不见“龙”的踪迹,而且也没有五帝孕生的祥瑞。难怪清人指出,此《竹书纪年》的“五帝传”抄自《宋书·符瑞志》,而《宋书》正是沈约编纂。

近现代史学巨擘顾颉刚的“古史层累说”有一重要观点,大意为国史愈往后,便加上原来没有的内容,且愈加愈多。从司马迁的《五帝本纪》到沈约的“五帝纪”,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后人对前史所加的内容。当然这也并非是沈约们的发明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记》里没有给上古或者传说的五帝以“龙”的等值,却在《史记·高祖本记》里写道:“高祖,沛丰邑中阳里人,姓刘氏,字季。父曰太公,母曰刘媪。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,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,太公往视,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,遂产高祖。”由此,华夏文明的文化机制里完成了“龙”与“天子”喻体与本体相互的赋权——“龙即天子”“天子即龙”。这一彼此赋权的人神共同体,成为开国帝王孕生祥瑞的标配(如唐太宗有“龙凤之姿”等)。吊诡的是,汉皇之前实现统一六国的秦始皇,却没有这种“龙即天子、天子即龙”的文化能指和所指,《史记·秦始皇本记》载:“秦始皇帝者,秦庄襄王子也。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,见吕不韦姬,悦而取之,生始皇。”莫非,这是司马迁作为大汉臣子,他心中天子至上的潜意识使然?

从实物来看,“龙”作为祥瑞的文化符号,可能比文字要早。从商代始,龙形玉器从没间断过。从商代的蟠龙环、西周的龙纹璜、战国的玉龙、西汉楚王墓的玉龙等,至唐宋元明几朝更是蔚为壮观。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发现的红山文化“C形”玉龙,为更早的新石器时期(约4000年前到10000年间)的龙形玉器,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龙”。但这些是否就如《周易正义》所释的王的标识,显然难说。经考古界认定,“中华第一龙”就是一种祭品而非祭品对象,它或许就跟《山海经》中“龙祠”里的祭品一样,《山海经》里还多次提及,除“龙祠”之外的其他“祠”也常用玉。祭品虽然是人神的中介,但祭品决不等于祭祀对象。《山海经》里的“祠”已表述得十分清楚。

如果我们认定《山海经》并非只是神话,而是一部集神话、地理、历史、人文为一体的书,那么,“龙”是否是华夏先民的图腾,显然就有待进一步地探究。

来源:中华读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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